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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奥运会反对者”的奥运人生

时间:2018年08月24日

      “我曾经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奥林匹克反对者,毕业后工作,也选择了非奥项目,去了登山协会。”


       理性、平和、笃定,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北京奥运会运行工作,现任2022北京冬奥会体育部副部长的杨阳,用平缓的声音,娓娓道来他与奥运的不解之缘,“后来,奥运会成为我的生活、我笔尖下的文字、我的文件,一点点从纸上铺开到生活中,成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冥冥之中的选择与被选择,从国家情怀到自我实现,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内心深处那个数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将杨阳的命运与奥运会紧紧交织。


本期奥友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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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奥运会观察员



爱体育的成长


       杨阳对于奥运会的认知,开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时候家里才刚刚有电视,就看到许海峰获得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当时颁奖仪式的画面,至今都印象特别深刻。从那以后,84、88、92、96,和之后的每一场奥运会比赛都没落下过。”


       他的体育启蒙是父亲,从小,做体育教师的父亲每天6点起床,带着他跑步。84年的时候父亲告诉他,奥运会比赛,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群人在比谁更厉害,而杨阳感受最深刻的是奥运会赛场上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情怀。因为父亲从事体育,他从小就很喜欢各种运动,足球、篮球、排球、游泳,每一项他都会玩。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高三的时候,每天放学后4点到6点,组织大家一起踢球。“高考之后,我们班的成绩是最好的。踢球的孩子考得都不错。我既踢球也没有耽误学习,两者相互促进。”


       对于未来,这个在体育世界里成长,写作特别出色、多次登报获奖的男孩面前,有着两项选择:上海交大或者北体大。杨阳说,“那时候总觉得,如果一辈子做机械,和内心的想法还是不那么吻合。”另外,他坦言小孩子心中还是有首都情结,家人在他上了高中之后很尊重他的个人意愿,这让有主见、充满热爱的杨阳最终选择进入北体大体育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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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奥运会观察员



反奥运的叛逆


       大学之前,杨阳对于体育的概念,是通过实践得到的;上了大学之后,杨阳则对体育了解得更加充分,对于体育相关的各种学科,包括身体教育、体育影响、体育本体产业、体育生物科学、社会组织管理等,也都更加掌握。


       那时候体育管理的概念刚刚引入,很多内容学科也在争论中,作为学生,可以参与讨论、提意见。体育是仅限于身体教育还是可以延伸出去,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话题,而奥林匹克也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会儿杨阳看了一本名为《五环贵族》的书,讲述了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生活奢侈,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对于运动会举办地的影响等等,另外随着商业概念的引入、兴奋剂问题愈演愈烈,对于奥运会,杨阳有了负面的评价,在一次讨论课上,他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稚嫩的观点。


       于是,在毕业时,杨阳考取了国家体育总局公务员的时候,专门选了竞技体育司的非奥运项目管理处。杨阳说,“我学了很多体育的概念和知识,奥林匹克运动不等于体育,只是体育的一部分。不过,奥林匹克有放大效应,如果做得不好,会对于体育在全球的发展,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那时候年少气盛,对于奥运会的评价和认知,都是相对负面的。”



追溯生命的根源


       到竞技体育司没多久,适逢国家机构调整,国家体委改为体育总局,那一届的大学毕业生都被分流到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杨阳选择了到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工作。杨阳说,“登山是最纯粹的运动之一,人和自然融为一体,和自己去比,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也不需要任何标准去评判。”


       在中国登山协会,杨阳参与组织了中国攀冰锦标赛、亚洲攀岩锦标赛;1997年他和苏格兰登山队一起去西藏珠峰登山;1999年登顶西昆仑山脉主峰玉珠峰。他的生活,和奥运很远。一直平和的杨阳笑言,“年轻人那个时候可能都很叛逆,想背离主流。登山又很时髦,也确实磨练人。好几次上山,有冻伤的,有找不到人的,半夜找到人在雪地里,去拖人,拖了100米只能搭帐篷,等待第二天救援队上来。我们陪着他,让他保持清醒。这时候能够看到死亡和生存就在一线之间。之后,就觉得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困难。”


       1997年他和苏格兰登山队去攀珠峰,当时藏历闰八月,天气情况很不好。有一支韩国登山队来了,为了赶时间,第二天接着向上走了。结果,第三天回来了,他们遭遇雪崩,技术队长被埋了......“人的力量在自然界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太直观了。对于个人来说,登山是最丰富的一段经历。我想体育就是和自己去寻求突破的过程,是非常自我的体验。”



难解的奥运缘分


       青海登山回来之后,1999年,杨阳接到了一纸调令。体育总局会议室,13个人,彼此之前都不认识,当时领导告诉大家,要申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大家按照念到的名字到各自部门报道,“念到我到体育部,最后说办公地点在新侨饭店,就这样,我到了奥申委。”


       体育部当时除了部长、副部长,就杨阳一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就自己找了两本书,《奥林匹克宪章》和《奥林匹克运动》,把上学时有关奥运会的内容重新捡起来。对于杨阳来说,那时候的奥运会不再抽象,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琐碎的事件。


       1999年11月,编写第一阶段的申办报告,有一系列的问题要去回答。比如每个项目比赛从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设置多少个项目,具备多少场馆,以及每个项目的具体赛程安排,杨阳说,“对我来说,这就是奥运会,不再是五星红旗进场和运动员获得金牌。它是具体的每一件事:日程、比赛场馆、训练馆,每一个场馆的位置和奥运村的关系,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酒店,国内技术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他们都不再是概念,是需要处理的一个一个的问题。”


       年轻的杨阳一头扎进去,2000年要提交申办报告,接受考察,要去给国际奥委会做陈述,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大家都是拼了命去工作。杨阳回忆说,“中文先写完,之后逐字逐句地对,当时奥申委的体育主任楼大鹏负责英语的翻译,魏纪中魏老负责审法语,外联司都是语言很好的同事,大家加班加点地熬。因为2000年申办失败,使得再次申办避免了很多的弯路,那时候目标和方式方法都更明确,知道用怎样的方法指导解决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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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冬奥会观察员



不舍昼夜的投入


       递交申办报告之前,28个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要来京实地考察,考察候选城市是否有能力承办奥运会某个项目比赛。奥运会申办候选城市需要收到28份单项体育组织的确认书,才能将申办报告递交给国际奥委会。


       接待这28个体育单项联合会,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每个单项协会一般都是主席或秘书长前来考察,需要提前做好计划,告诉他们项目在什么地方举办,以及比赛时间,还有训练场馆、比赛场馆和酒店的位置,行车距离,和奥运村的关系。杨阳说,“那时候完全是纸上谈兵,拿着地图看,确认场馆座位数量、酒店等等,做完之后实地去跑。”另外在整个过程中,要准备很多书面材料,要做得很精美。当时在北京站恒基大厦有个编辑部,杨阳每天坐地铁到北京站,地铁坐了无数次,稍微有个错误就要去重新更改一次。


       做计划,编资料,陪同考察,除了国际足联表示相信有能力没有来,杨阳一共参与接待了27次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考察,每次都是2-3天,“整个过程根本没有休息,每天早上上班,回家就是睡觉,没日没夜就在做这件事,就是让他们对我们满意,集齐28个确认函。”递交申办报告前一个月,北京早早就收到了所有确认书,是当时所有申办城市中的独一份,杨阳眼中带着笑意,“我们当时真的特别自豪。”


       7·13宣布主办城市那天,杨阳没有去莫斯科,等在办公室看直播。看到北京申办成功,杨阳从新侨饭店走到天安门,又走回天坛东门,“就不知道累,很兴奋。我当时住在集体宿舍,大家都知道我在奥申委,拉着我就去喝酒吃饭,真的是醉了。”


       申办成功之后有一段过渡期,那段时间杨阳又回到登山中心,在昆明做了攀岩世界杯。不过很快,他就回到了奥组委繁忙的工作中。


       竞赛日程是杨阳印象最为深刻的准备环节。从申办到筹备,再到2008年,竞赛日程中,体现出的是组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电视转播组织的利益博弈。东西半球时差,必然导致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跳水、游泳、体操这三个项目的竞赛日程,奥组委和奥运会独家转播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谈了三年。


       杨阳说,“杨树安副主席带着我们谈,对方是国际奥委会执行主任费利,经历柏林世界体育大会、首尔世界体育大会,2006年世界转播商大会前,各方才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没有谁完全得利,是双方妥协、共赢的结果,各自都有所退让。竞赛日程是核心问题,决定着其他所有工作,交通、票务、广告等等,都是围绕竞赛日程来做的。杨阳坦言,“对这一点的工作印象最深,感觉最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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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冬奥会观察员



融入生活的奥运


       奥运会比赛期间,杨阳一直坚守在奥运会竞赛指挥中心。中心里有12台电视,可以随时监测所有场馆比赛。


       网球、赛艇比赛因为下雨,日程发生变化,要马上和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转播商,以及相关领导进行电话会议,在很短时间里决定推迟、延期或者取消比赛,之后将决定通过内部网络发给所有部门。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过程,“感觉就是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决定着现场顺畅与否。”杨阳说:


       “那时候觉得奥运会就是我周围的一切。就是从我的笔尖里,从一份份文件扩展、立体、丰富,变成37个场馆、28个项目、1500名国内技术官员,1500个名单都是我一个个录入,一个个发文件抽调过来的,原来只是一个个名字,之后就是一个个人,坐在我对面,我们一起设计讨论,这个感受太奇妙了。”


       2008年奥运会闭幕之后,杨阳完完全全松了一口气,但他的生活好像忽然失重,“我们筹备了7年,怎么这么快结束了,以前每天都非常充实,突然觉得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7年的时间一下子就随着奥运会闭幕就结束了,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了依托,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独一无二的经历


       北京奥运会之后,杨阳回到体育总局,他的生活主题是各种大型运动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然后是海阳亚洲沙滩运动会、天津东亚运动会,之后是南京青奥会。“运动会贯穿了我整个奥运会之后的生活。”


       2017年上半年,领导来找他谈话,希望他到2022年冬奥组委体育部担任副部长。领导的召唤,家人的支持,以及内心深处那份已经挥之不去的奥运情结,让他又回到了奥组委。这个时候的杨阳,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反奥运的年轻人,“1998年毕业到现在,过去了20年,1999-2008年是北京夏季奥运会,现在又是冬季奥运会,我的人生一半以上与奥运会为伍。也是命运的纵横交错,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让我的生活和奥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重新回来,国际奥委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聘用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员对冬奥组委所有部门、运行方案一起进行规划和调整,这也是双方磨合的过程。与2008年奥运会对比,也有很多变化。杨阳说,“事物发展总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之后又有新的问题,虽然我有夏季奥运会经验,但现在面对的却是冬奥会,也是不断在学习。”


       杨阳说自己现在很理性,对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也许有人觉得是中庸,甚至是世俗化,但这是经历多了之后的必然。我一直提到登山的经历,使我能够看到人的生命是有多快地消逝,要倍加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奥运会、冬奥会走到这一天,要争取留下自己的脚印,哪怕是平淡的,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是独一无二的经历。”



记者:宋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