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北京奥运，给对外宣传中国留下永久遗产（下）

  北京申办、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不仅是对外传播北京乃至中国良好形象的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与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沟通的重要经验，给对外宣传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原北京奥组委新宣部部长，原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王惠撰写的《北京奥运，给对外宣传中国留下永久遗产》记录了申办、筹办和举办奥运会期间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历程和创新经验。

       在上期推送中，我们回顾了在申奥过程中，北京是如何利用外宣工作引导舆论创造历史，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今天，继续跟随王惠的记忆，回顾北京在奥运会筹办、举办过程中是如何一一巧妙化解难题的。

王惠

举办篇：抓住机遇，展示形象，北京一直在努力

       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申办一样，始终在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开展。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时外媒关注最多的就是空气污染，集中报道，大肆渲染。夸张地称北京的沙尘暴会让马拉松运动员嘴里全是沙子。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治理污染包括沙尘暴，关停了污染严重的焦碳厂等企业，提高了机动车的排放标准，改善了全市煤气方式，甚至搬迁了拥有数万工人的首钢。说到沙尘暴，大家都知道，不是北京产的，是从西伯利亚、蒙古刮过来的。为了阻止沙尘暴，北京联合东北、华北、西北的其它省市不停歇地植树造林、防沙止漠，成效显著。为了让世界了解这些情况，2006到2007年，我们又有选择地邀请了17批、189位重量级的媒体人来北京，他们或是西方主流媒体拥有发稿权的人；或是著名专栏作家，一篇报道可以影响半个世界的人；或是从未来过中国却写出不少攻击中国报道的人。我们为他们安排了丰富的、可观可感的采访活动，向他们介绍北京为国际奥林匹克做出的努力，为绿色、科技、人文北京做出的贡献，其中就有防御沙尘暴的措施。

       记得当时我们组织了一次治理沙尘暴，为北京奥运会营造良好空气的主题采访，我和我的同事带了30多位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到内蒙古去看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在防风固沙中发挥的作用。在现场，记者们看到了十年前黄沙比农民房子还要高的照片，而现在那个农舍还在，就在他们面前，周围已是一望无际的绿洲。他们看到这一巨变惊呆了，午饭时间早过了，他们还在采访正在种树的农民，原来的采访计划被拖延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又带着他们采访首钢搬迁，从北京首钢老厂一路采访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首钢新址，不仅采访首钢的领导，也采访了大量工人、家属、专家。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充分满足了国际媒体记者的信息需求，采访的内容令他们兴奋，也消除了他们的误解。记得在内蒙古结束采访的那天晚餐，当地政府安排了节目表演慰问记者。席间，美联、法新、路透三大通讯社的首席记者聚在一起，悄悄地说着什么。我看在眼里，有点紧张，不知道他们又打什么坏主意。过了一会儿，他们一起来找我，说我们三个人也想唱一首歌，献给这些植树造林，止沙退漠的人。原来他们是在商量唱什么歌呢！好啊！我立即让工作人员给他们备好了话筒，虽然在场的多数人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但都明白，中国人治理环境的决心感动了西方记者。后来，参加采访的记者在报道里称：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改善空气。媒体对北京的报道逐渐客观了，世界对北京的努力也更加认可了。

王惠进鸟巢为获奖运动员颁奖

       为了方便世界各国的记者顺利到北京采访，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6年11月签署了国务院477号令。这个国务院令相对于1990年出台的47号令，做了多处修改。譬如过去记者来中国采访，规定从哪里入境必须从哪里出境。记者如果从北京一路采访到深圳，他想就近去香港，是不可以的，还得回到北京再飞香港。47号令还规定，记者入镜必须将他携带的设备报关，还要押相当设备价格的资金。比如带了一台摄像机进来，就得把银行卡压在海关，走的时候退回。

       2006年北京举办了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为奥运会练兵。我们热情地邀请世界各国的记者来采访，国际媒体对正在筹办奥运会的北京也充满好奇和期待，都想利用这个赛事检验一下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奥运会筹办得怎么样了？所以来的记者真不少。当时477号令还没有出台，我们新闻办的同志拿着支票在机场接记者。进来一个拿设备的记者，我们就得押一张支票在海关。记者入关后，我的同事就盯着他，天天问：

       “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去送你。”

       记者说：“不用你管了，我自己走。”

       “我一定要去送你。”

       “不用了。”

       “不行，我一定要送。”

       不送怎么行啊，得把支票拿回来。

       为迎接奥运会，外交部、国新办等中央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研究起草国务院477号令，按照国际通用的媒体采访规定，把不方便记者采访的规定全部改掉了。温家宝总理签发后，外国媒体为之欢呼，大为夸赞：“中国的这一政策表现出了大踏步的开放，这个革命比100年前剪辫子还要彻底。”

       477号令出台后，北京市和北京奥组委立即行动，市领导提出了“善待媒体”和“服务媒体就是服务奥运会”的口号，制定出“四有、四不”的工作标准。四有是：有求必应、有应必备、有备必给、有给必快。四不是：不拒绝，不应付、不回避、不耽误。要求各级领导、各个方面对媒体采访“零拒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极大地方便了外媒对北京奥运会的采访报道，北京市各单位、各部门的发言人也在为媒体服务过程中，主动设置议题，积极为媒体提供信息服务，一方面强化北京的正面信息传播，一方面优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水平，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2007年7月8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时，北京奥运会新闻中心一站式服务办公室成立。这个办公室就设在我所在的办公室的会议室，国家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的24个有关部门在这里联合办公。记者到京后，走进这个办公室不出屋就能办好他需要的所有事情：海关、住宿、银行卡、车辆租用、设备、工作助理、志愿者等等。这一创新的服务方式，历届奥运会从没用过，在全世界是首次，国际奥委会高度赞扬，媒体兴奋，世界舆论当然是一片好评。

王惠与奥运战友们

       “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像北京这样给媒体提供周到的服务。”

       2008年，奥运决胜年。那年一开场，我们就遇到了国际舆论的N方面的N多挑战，每个月西方媒体都在设置攻击北京奥运会的议题，几乎每天，我们都必须应对他们扔出来的负面报道议题，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有一个总指挥和策划团队，不断地炮制对中国不利的新闻。面对如此险恶严峻的舆论环境，我们意识到，必须精心策划，抢占舆论高地，利用媒体关切，精准传播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做法是：

       2008年1月，北京在美国洛杉矶的帕萨迪那成功举行奥运花车游行。我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行前，市领导说，你既然去了美国，就去和美国几家主流媒体沟通一下，探探他们路数吧。活动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走访了美国的《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说：“我们是北京奥组委为媒体服务的工作人员，到这里来，是想了解一下奥运会的时候，你们到北京采访的记者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他们说：“噢，你们把服务送上门了？太好了。”

       他们三家媒体分别给了我们一份北京奥运会的采访提纲。我拿过来一看吓了两大跳：一是三份报道提纲出自在三个不同城市的媒体，显然没有商量过，他们相互竞争，也不可能商量，但怎么几乎是一样的呢；二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北京奥运会什么精彩，中国发展多么快速，而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群体事件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新闻管理问题、互联网监控问题、贫困问题等等，有三四十个。我看完大吃一惊，问他们：

       “你们是要去北京报道奥运会吗？”

       “当然了。”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啊。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当然不可能不关心中国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更多的是体育外的北京，奥运外的中国。”

       顿时，我感到压力山大：我们想用奥运会宣传中国，他们是想用奥运会打击我们。

       回国途中，我在飞机上撰写走访媒体的情况报告。写了他们关注的问题，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但也得提建议、出对策啊！什么建议和对策呢？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提出了“用占据记者时间的方式，占据媒体的报道空间”的建议，上报中央奥运宣传领导小组，并被批准。我们又据此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2008年奥运会对外宣传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分了七大部分，把组织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的计划全部做出来了，厚厚的几大摞。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奥运会期间召开200场新闻发布会，大密度、高频次、不间断地给媒体喂料。我把方案拿出来和大家讨论，同事们惊呆了。

       “200场？奥运会加上残奥会就一个月，要开200场发布会，怎么可能呢？”

       我说：“国际媒体策划了三四十个炒作中国问题的选题，我们必须几倍于他们。”

王惠在发布会上

       2008年的7月8日，北京奥运倒计时一个月，我们开始实施新闻发布计划。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发布密度一天天加大，等到奥运会开幕前，32278个世界各国的记者云集北京，我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的5个发布厅同时启动。

       我们的主新闻中心（MPC）很大，五个发布厅，最大的800个座位，最小的100个座位，每天从早上9点开始，到半夜12点，一场接一场，这个一开完，那个就开了，各国记者这一场刚结束就要赶另一场，“马不停蹄”。有一天，有个外国记者跑不动了，他找到我：

       “王女士，你们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非常丰富，主题也很突出，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节奏太紧了，你们这场发布会一完，那场就开始了，我们跑过去已经没座了；这场一完，我们跑到那场，已经开始了。我们每天在你们新闻中心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忙的不得了，连写稿子的时间都没有，你们能不能把节奏拉开一点呢？”

       “拉开一点儿？”

       我心想，那可不行。拉开一点儿你不就有时间到街上挖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去了吗？

       我笑了：“累了是吗？”

       “嗯，有点儿累。”

       “奥运会四年才办一次，第一次来到中国。你也知道，中国很大，发展很快，信息自然就多，我们总是担心，如果有什么信息没及时提供给你们，你们会埋怨我们。我知道你累了，这样吧，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来帮助你，反正也就剩下十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坚持一下，好吗?”

       等到奥运会、残奥会结束时，我们一统计，我们共召开新闻发布会390场，超过计划的近一倍。记得奥运会前几天，习近平同志来到北京奥组委，他当时担任北京奥运领导小组组长。他问我们，你们估计国际媒体在奥运会期间对中国报道的正面率能达到多少？当时我们的回答是：争取达到70-80%。奥运会结束后，美国尼尔森调查公司的总裁从纽约飞到北京，递给我一个信封，他说：

       “王女士，这是我专程从纽约给你们带来的的礼物，请你打开吧。”

       我打开一看，只有一张纸，就是那个调查结果，我看完眼泪都掉下来了。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达到了92%。这一结果证明，全国人民用微笑感动了世界，同时这证明我们“用占据记者时间的方式，占据他们的报道空间”的做法也成功了。

王惠向国际奥委会移交北京奥运会奖牌真品

举办篇：高度关注，从容应对，北京经得住考验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奥运新闻中心正式启动。但就在这时，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前来采访奥运会的各国媒体人数剧增。

       媒体记者一直是历届奥运会的最大客户群，比运动员多一倍。上个世纪末，国际舆论批评国际奥委会，认为奥运会越办越大，越办越豪华，给举办国带来巨大经济压力，要求国际奥委会瘦身。国际奥委会的瘦身计划是一方面压缩项目，一方面压缩记者。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希望把记者的人数控制在20000人内，但还是突破了，达到了21600，实在减不下去了。国际奥委会只好规定，一个记者也不能再增加了。如果增加一个，必须先减去一个。历届奥运会资料显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注册记者是21600；2000年悉尼奥运会也是21600；2004年雅典奥运会还是21600。北京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告诉我们，记者人数也是21600。我们一直按照21600这个记者人数准备住宿、接待、新闻中心和赛场的记者席。但7月初新闻中心已经开放了，国际奥委会才通知我们，注册记者人数突破，变成了26800，一下子增加了5000多人。这事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个大事，带来的餐饮、住宿、交通等问题可不少。但北京是一个不怕大、不怕人多的城市，非但丝毫没乱，反而欣悦接受，从容应对，有序准备，除了绿色家园媒体村，我们又开了汇园公寓媒体酒店。

       说到注册记者就不能不提非注册记者。非注册记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国际奥委会没有邀请，自己前来的记者。注册记者可以持国际奥委会发的记者证进赛场，看比赛，采访运动员，写报道，拍照片。非注册记者不是国际奥委会邀请的，没有这个权利，不能进新闻中心和赛场，但是每届奥运会都有大批不请自到的非注册记者。如果说注册记者是“应邀”来的，那非注册记者就是“硬要”来的。

       亚特兰大奥运会时，数千名没被国际奥委会邀请却硬要来的记者到了亚特兰大。这些人没有地方去，自己花钱租宾馆、吃饭。不能进赛场和新闻中心，他们就在街上溜达，看见狗屎拍狗屎，看见垃圾写垃圾。正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了一个爆炸案，非注册记者无限兴奋，飞奔而至。据在场的人说，爆炸发生后，第一个冲进现场推开警察的就是非注册记者。这些非注册记者连篇累牍的关于爆炸的报道一下子把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形象搞坏了。其实，据国际奥委会介绍，亚特兰大在奥运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有很多创新，还有非常多的精彩片段，但这些都被非注册记者的负面报道掩盖了。

       悉尼非常聪明，他们意识到这些非注册记者关乎城市和奥运会形象，不能忽视、小看，不能不管。悉尼建了一个非常棒的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并且宣布，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邀请的记者，我们也同样欢迎。于是3000多非注册记者在悉尼奥运会时涌入悉尼。他们在非注册新闻中心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跟着新闻官在悉尼采访，出席悉尼市政府为他们举办的发布会。这些记者受到善待非常高兴，写了很多关于悉尼的正面报道。所以世界舆论称，悉尼举办了一届最出色的奥运会。实际上当时悉尼也有很多社会问题，奥运会期间还有犯人越狱，但记者都不知道。没有人到外面去东挖西找，媒体服务人员用信息服务管住了他们。

       雅典创造性地学习了悉尼的经验，他们把一个非常古老、著名的宫殿用做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内设新闻发布厅、记者采访区、工作室、配备各种设备，还有餐厅、剧场、电影院。他们给所有的记者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记者早晨一睁眼，就去新闻中心吃早饭，然后出席发布会，午饭后在官员的带领下去参观采访，然后再回来写稿子。吃完晚饭还有电影和篝火晚会，之后还有夜宵。吃完夜宵记者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又赶到新闻中心吃早餐，天天如此。所以国际舆论又说，雅典办了一届最好的奥运会。雅典奥运会后，我去学习他们的经验，我一看这个城市，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好，怎么能办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呢？因为他们服务好了非注册记者。其实雅典奥运会时还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三十多个孩子遭车祸，还有人死亡，但媒体报道一笔带过。因为没有记者到现场，只是听发言人在新闻中心介绍了情况，记者就按照发言人的说法写了报道。雅典又用信息服务把记者们管住了。

       我们注意到了悉尼、雅典的经验，认真筹建注册和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除了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MPC）、国际广播电视中心（IBC）外，北京建了一个非常大的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BIMC）。北京奥委会共接待32278名中外记者，其中非注册记者5500名。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BIMC）设在现在的歌华开元大酒店。记者一出门向右边看，就能看见鼓楼——古老的北京；往左边看，就能看见鸟巢——现代的北京，奥运的标志。这里交通方便，出入快捷，受到非注册记者的好评。

       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参与者的餐饮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新闻中心包括媒体村的餐食也都是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安排的。我们心存遗憾，北京的涮羊肉、烤鸭等特色食品都不能让记者品尝。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多次沟通商洽，在各餐厅设立了北京小吃特区，提供北京地方食品。这个特区特别受欢迎，记者个个叫好。以至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前，英国《独立报》的记者写文章说，只要是想起北京奥运会那些好吃的东西，就已经彻底地把伦敦奥运会打败了，（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像北京那样，提供那么好吃的东西。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三个新闻中心开放的那一天各国记者们的兴奋状态。他们几乎是跑进新闻中心的，到处拍摄，见人就采访。但不管拍摄什么，采访谁，他们感受到的都是北京准备好了的姿态、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奥运会的信心和我们全方位为媒体服务的工作状态。

       主新闻中心（MPC）为文字记者设计的工位有1500个，国际广播中心IBC，为全世界225家转播商提供广播和电视信号服务，让47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北京奥运会。每个新闻中心都设有新闻发布厅、媒体采访间、记者咨询台。我们为每个记者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媒体工作包，里面有小手电、驱蚊器、防晒霜、记者工作手册等。在我们的新闻中心里，有记者健身房、理发室，甚至还有足底按摩。很多的外国记者从此喜欢上中国的massage了，非常解乏，也非常神奇。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时，很多记者聚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北京奥运会，他们说，我们希望以后世界上大的赛事全交给北京办吧，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像北京那样给媒体提供那么周到的服务。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了。那天我在位于鸟巢的指挥部工作。我特意选择了七年前（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成功申办奥运会时代表团穿的玫红色团服。衣服上七年前别上的申奥徽章还在，已经有点生锈了，我又把一枚奥运会举办的徽章别在了它旁边。按照要求，早晨9点我要到达鸟巢。8点半，我走出奥运大厦，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了。大家纷纷在倒计时牌前留影。看见我走出来，正在拍照的同事用长焦抓拍了一张我从奥运大厦走向鸟巢的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时隔七年再次穿上，也是一生只穿过两次的玫红色衣服，笑的非常开心。那是奥运人实现百年梦想由衷喜悦的表露。

王惠从奥运大厦走向鸟巢

       奥运会形象推介充满了沟通智慧。这不仅有北京的智慧，有全中国人的智慧，还有世界的智慧。我们借脑、借口，也借了眼，全面吸纳世界智慧。借了谁的眼呢？国际公关公司的。用他们的第三只眼帮我们审度国际舆论走势，分析、判断、策划。申奥的时候，北京奥申委用了三家公关公司帮我们监测舆论，提出公关建议，润色申办报告，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在莫斯科申奥的关键时刻，有了那么精彩的表现，有了用国际表达展现北京魅力的能力。

       我本人是和国际公关公司合作最多的中国官员之一，非典的时候，我再次和国际卫生组织推荐的国际公关公司合作，和他们的负责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那时候，我们天天研究国际舆论走势，策划北京形象的传播，使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由负转正，重塑了北京的城市形象。筹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奥组委又从67家公关公司中通过竞标的方式选用了伟达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签约那天，伟达国际公关公司的老总从纽约飞到北京，和我签约。我们一上台，他眼睛睁得很大打量我，我有点奇怪。签完约他说：

       “昨天我一下飞机，就对我的北京同事说，我想见两个人，一个是在北京申奥的时候，北京奥申委做PR的人，还有一个是在北京非典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做PR的人。他们告诉我，这俩人是一个人，明天会和你签约。今天见到你我才知道，居然是位女士，我太吃惊了。”

       吃什么惊呀！我心想，在中国比我能干的女性太多了，少见多怪，你还是来中国太少了。

       奥运会最大的成功就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北京。

       从申办到成功举办，中国交给世界一份满意的答卷。对于我们外宣人来说，最可宝贵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也是奥运会的宝贵遗产。

       北京的外宣人借助奥运会的平台开阔了眼界，站在国际舞台上观察世界，审视自己，不断提高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能力。我们新闻办的20多位同事奥运会时因工作需要，分散到奥组委的十七个部门工作，个个都是骨干力量，我真心为他们骄傲。北京市的新闻发言人队伍在奥运会期间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他们全都生龙活虎，踊跃出场，主动为媒体设置议题，积极给记者喂料，涌现出了一大批明星发言人，我大声为她们喝彩。

王惠主持国际奥委会发布会

       我自己也在奥运会期间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开创了很多新的工作模式。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发布会也很频繁，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官也是位女士，叫吉赛尔。她常邀请我与她共同主持国际奥委会的发布会，她说，你与记者熟悉，能够掌控局面。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场发布会两个主持人。我们俩各坐发布台的一端，中间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有时也有北京奥组委的领导。他们都说英语，我也得说英语。记得第一次为国际奥委会主持发布会，我为自己不够好的英语紧张，对我身边的维尔布鲁根说：

       “我的英语不好，这可怎么办？”

       老维笑了，附在我耳边说：“你的英语比罗格的好多了！”

       说完他又悄悄说：“你千万别告诉他啊。”

       我笑了，知道老维是在鼓励我，为了让我放松，才故意这么说的。

       我和吉赛尔的配合也超乎想象的默契。每次她说完话，想让我接过去的时候，她会用一个眼神或是小小的动作暗示我。我坐在那一边，也不能侧身盯着她看，只能用余光捕捉，或是感受她的语气。我把话题交给她时她也这样。我们并没有在上台前把谁要说什么分得很清晰，但从没出过疏漏。每次发布会结束，吉赛尔都会走过来和我击掌祝贺，她说：“我们就像双胞胎姐妹一样默契”。

       这些成功的发布会成了各国媒体依赖的信息渠道，也为他们报道北京奥运会创造了极大的方便。

王惠主持北京奥运会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

       奥运会的最后一场发布会也是由我主持的。那场发布会的最后几个举手的记者没有提问，只是发表感言。他们高度评价北京奥运会，高度评价我们的媒体服务工作。在他们的感染下，我的内心也激情涌动。我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了北京奥运会最后一场发布会：

       “正如刚才各位记者所言，奥运会再次回到北京还需要若干年，但北京的大门永远对你们敞开。说再见很难，但是我此刻必须对大家说再见。我相信你们今日告别北京，明日还会再来，北京随时欢迎你们！”我起身对大家鞠躬，记者们也都起身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这掌声是给北京奥运会的，也是给我们媒体服务工作的。

       发布会结束，记者们纷纷上台与我们工作人员合影。直到他们挥手远去，我才走出发布厅。让我吃惊的是，美联、法新、路透三大通讯社的首席记者还站在门口，他们没走。我心里咯噔一下：他们为什么不走？但我还是微笑着走向他们：

       “你们怎么还没走？”

       他们说：“我们在等你。”

       等我？他们要干什么？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他们摇摇头说：“我们只想对你说，你们的工作太出色了。如果有一枚媒体服务的金牌，我们现在就挂在你胸前。”

       从来没在记者面前语塞过的我，这一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作为奥运会媒体服务的工作人员，能得到国际主流媒体资深记者的认可，我很意外，也很欣慰。

       奥运会后，每年都有国际重大的体育赛事在北京举办，如武博会、环京自行车赛、世界体操锦标赛，马拉松等。赛事组委会建立新闻中心，通过媒体传播北京城市形象已成惯例，而我也一直是这些国际赛事的新闻中心主任。我们媒体服务的方式不断创新，被外媒称赞为“柔软又灵活”的有效渠道。这一切都受益于奥运会，是奥运会的宝贵遗产。记得武博会在北京举办时，组委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出席发布会，当我和他一起走进发布厅时，记者席发出一阵欢呼声，显然大家和我们一样，因这一情景与奥运会时的发布会太相似而兴奋。

       会后，我问维尔布鲁根：

       ”你怎么看待奥运会给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带来的影响？”

       他回答说：“不可限量。”

       接着他停下脚步很认真地问我：

      “奥运会的时候，你出席了那么多场发布会，你对我说实话，面对记者的尖锐问题，你害怕过吗？”

       我说：“我没害怕过，但是我紧张过。我担心因为我的失误影响北京奥运会的形象。”

       老维依然认真地说：“你从没出过错。you always faultless！”

       其实，always faultless一直是我们奥运人的工作标准。正是因为这个标准，北京奥运会举办七年后，北京再次让世界心动，我们又申办成功了2022年冬奥会，北京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奥运会已过去十年了，回眸2008，我们依然心潮澎湃；展望2022，我们内心充满期待。

       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十周年之际，我把一生只穿过两次的玫红色申奥纪念服拿了出来，又别了三枚徽章。一枚是申办冬奥会的徽章，另一枚是举办冬奥会的徽章，还有一枚奥运会十周年的纪念徽章。我第三次穿上这件衣服，走进了位于鸟巢的北京奥运博物馆，把这件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申办、筹办和举办历程的衣服连同五枚具有纪念意义的徽章一并捐给了北京奥运博物馆。

王慧身穿申奥纪念服参加捐赠启动仪式

（完）

作者：王惠

原北京奥组委新宣部部长

原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