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奥运会反对者”的奥运人生
“我曾经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奥林匹克反对者，毕业后工作，也选择了非奥项目，去了登山协会。”
理性、平和、笃定，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北京奥运会运行工作，现任2022北京冬奥会体育部副部长的杨阳，用平缓的声音，娓娓道来他与奥运的不解之缘，“后来，奥运会成为我的生活、我笔尖下的文字、我的文件，一点点从纸上铺开到生活中，成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冥冥之中的选择与被选择，从国家情怀到自我实现，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内心深处那个数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将杨阳的命运与奥运会紧紧交织。
本期奥友 杨阳
雅典奥运会观察员
爱体育的成长
杨阳对于奥运会的认知，开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时候家里才刚刚有电视，就看到许海峰获得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当时颁奖仪式的画面，至今都印象特别深刻。从那以后，84、88、92、96，和之后的每一场奥运会比赛都没落下过。”
他的体育启蒙是父亲，从小，做体育教师的父亲每天6点起床，带着他跑步。84年的时候父亲告诉他，奥运会比赛，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群人在比谁更厉害，而杨阳感受最深刻的是奥运会赛场上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情怀。因为父亲从事体育，他从小就很喜欢各种运动，足球、篮球、排球、游泳，每一项他都会玩。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高三的时候，每天放学后4点到6点，组织大家一起踢球。“高考之后，我们班的成绩是最好的。踢球的孩子考得都不错。我既踢球也没有耽误学习，两者相互促进。”
对于未来，这个在体育世界里成长，写作特别出色、多次登报获奖的男孩面前，有着两项选择：上海交大或者北体大。杨阳说，“那时候总觉得，如果一辈子做机械，和内心的想法还是不那么吻合。”另外，他坦言小孩子心中还是有首都情结，家人在他上了高中之后很尊重他的个人意愿，这让有主见、充满热爱的杨阳最终选择进入北体大体育管理专业。
雅典奥运会观察员
反奥运的叛逆
大学之前，杨阳对于体育的概念，是通过实践得到的；上了大学之后，杨阳则对体育了解得更加充分，对于体育相关的各种学科，包括身体教育、体育影响、体育本体产业、体育生物科学、社会组织管理等，也都更加掌握。
那时候体育管理的概念刚刚引入，很多内容学科也在争论中，作为学生，可以参与讨论、提意见。体育是仅限于身体教育还是可以延伸出去，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话题，而奥林匹克也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会儿杨阳看了一本名为《五环贵族》的书，讲述了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生活奢侈，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对于运动会举办地的影响等等，另外随着商业概念的引入、兴奋剂问题愈演愈烈，对于奥运会，杨阳有了负面的评价，在一次讨论课上，他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稚嫩的观点。
于是，在毕业时，杨阳考取了国家体育总局公务员的时候，专门选了竞技体育司的非奥运项目管理处。杨阳说，“我学了很多体育的概念和知识，奥林匹克运动不等于体育，只是体育的一部分。不过，奥林匹克有放大效应，如果做得不好，会对于体育在全球的发展，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那时候年少气盛，对于奥运会的评价和认知，都是相对负面的。”
追溯生命的根源
到竞技体育司没多久，适逢国家机构调整，国家体委改为体育总局，那一届的大学毕业生都被分流到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杨阳选择了到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工作。杨阳说，“登山是最纯粹的运动之一，人和自然融为一体，和自己去比，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也不需要任何标准去评判。”
在中国登山协会，杨阳参与组织了中国攀冰锦标赛、亚洲攀岩锦标赛；1997年他和苏格兰登山队一起去西藏珠峰登山；1999年登顶西昆仑山脉主峰玉珠峰。他的生活，和奥运很远。一直平和的杨阳笑言，“年轻人那个时候可能都很叛逆，想背离主流。登山又很时髦，也确实磨练人。好几次上山，有冻伤的，有找不到人的，半夜找到人在雪地里，去拖人，拖了100米只能搭帐篷，等待第二天救援队上来。我们陪着他，让他保持清醒。这时候能够看到死亡和生存就在一线之间。之后，就觉得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困难。”
1997年他和苏格兰登山队去攀珠峰，当时藏历闰八月，天气情况很不好。有一支韩国登山队来了，为了赶时间，第二天接着向上走了。结果，第三天回来了，他们遭遇雪崩，技术队长被埋了......“人的力量在自然界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太直观了。对于个人来说，登山是最丰富的一段经历。我想体育就是和自己去寻求突破的过程，是非常自我的体验。”
难解的奥运缘分
青海登山回来之后，1999年，杨阳接到了一纸调令。体育总局会议室，13个人，彼此之前都不认识，当时领导告诉大家，要申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大家按照念到的名字到各自部门报道，“念到我到体育部，最后说办公地点在新侨饭店，就这样，我到了奥申委。”
体育部当时除了部长、副部长，就杨阳一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就自己找了两本书，《奥林匹克宪章》和《奥林匹克运动》，把上学时有关奥运会的内容重新捡起来。对于杨阳来说，那时候的奥运会不再抽象，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琐碎的事件。
1999年11月，编写第一阶段的申办报告，有一系列的问题要去回答。比如每个项目比赛从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设置多少个项目，具备多少场馆，以及每个项目的具体赛程安排，杨阳说，“对我来说，这就是奥运会，不再是五星红旗进场和运动员获得金牌。它是具体的每一件事：日程、比赛场馆、训练馆，每一个场馆的位置和奥运村的关系，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酒店，国内技术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他们都不再是概念，是需要处理的一个一个的问题。”
年轻的杨阳一头扎进去，2000年要提交申办报告，接受考察，要去给国际奥委会做陈述，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大家都是拼了命去工作。杨阳回忆说，“中文先写完，之后逐字逐句地对，当时奥申委的体育主任楼大鹏负责英语的翻译，魏纪中魏老负责审法语，外联司都是语言很好的同事，大家加班加点地熬。因为2000年申办失败，使得再次申办避免了很多的弯路，那时候目标和方式方法都更明确，知道用怎样的方法指导解决具体问题。”
都灵冬奥会观察员
不舍昼夜的投入
递交申办报告之前，28个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要来京实地考察，考察候选城市是否有能力承办奥运会某个项目比赛。奥运会申办候选城市需要收到28份单项体育组织的确认书，才能将申办报告递交给国际奥委会。
接待这28个体育单项联合会，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每个单项协会一般都是主席或秘书长前来考察，需要提前做好计划，告诉他们项目在什么地方举办，以及比赛时间，还有训练场馆、比赛场馆和酒店的位置，行车距离，和奥运村的关系。杨阳说，“那时候完全是纸上谈兵，拿着地图看，确认场馆座位数量、酒店等等，做完之后实地去跑。”另外在整个过程中，要准备很多书面材料，要做得很精美。当时在北京站恒基大厦有个编辑部，杨阳每天坐地铁到北京站，地铁坐了无数次，稍微有个错误就要去重新更改一次。
做计划，编资料，陪同考察，除了国际足联表示相信有能力没有来，杨阳一共参与接待了27次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考察，每次都是2-3天，“整个过程根本没有休息，每天早上上班，回家就是睡觉，没日没夜就在做这件事，就是让他们对我们满意，集齐28个确认函。”递交申办报告前一个月，北京早早就收到了所有确认书，是当时所有申办城市中的独一份，杨阳眼中带着笑意，“我们当时真的特别自豪。”
7·13宣布主办城市那天，杨阳没有去莫斯科，等在办公室看直播。看到北京申办成功，杨阳从新侨饭店走到天安门，又走回天坛东门，“就不知道累，很兴奋。我当时住在集体宿舍，大家都知道我在奥申委，拉着我就去喝酒吃饭，真的是醉了。”
申办成功之后有一段过渡期，那段时间杨阳又回到登山中心，在昆明做了攀岩世界杯。不过很快，他就回到了奥组委繁忙的工作中。
竞赛日程是杨阳印象最为深刻的准备环节。从申办到筹备，再到2008年，竞赛日程中，体现出的是组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和电视转播组织的利益博弈。东西半球时差，必然导致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跳水、游泳、体操这三个项目的竞赛日程，奥组委和奥运会独家转播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谈了三年。
杨阳说，“杨树安副主席带着我们谈，对方是国际奥委会执行主任费利，经历柏林世界体育大会、首尔世界体育大会，2006年世界转播商大会前，各方才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没有谁完全得利，是双方妥协、共赢的结果，各自都有所退让。竞赛日程是核心问题，决定着其他所有工作，交通、票务、广告等等，都是围绕竞赛日程来做的。杨阳坦言，“对这一点的工作印象最深，感觉最有成就感。
都灵冬奥会观察员
融入生活的奥运
奥运会比赛期间，杨阳一直坚守在奥运会竞赛指挥中心。中心里有12台电视，可以随时监测所有场馆比赛。
网球、赛艇比赛因为下雨，日程发生变化，要马上和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转播商，以及相关领导进行电话会议，在很短时间里决定推迟、延期或者取消比赛，之后将决定通过内部网络发给所有部门。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过程，“感觉就是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决定着现场顺畅与否。”杨阳说：
“那时候觉得奥运会就是我周围的一切。就是从我的笔尖里，从一份份文件扩展、立体、丰富，变成37个场馆、28个项目、1500名国内技术官员，1500个名单都是我一个个录入，一个个发文件抽调过来的，原来只是一个个名字，之后就是一个个人，坐在我对面，我们一起设计讨论，这个感受太奇妙了。”
2008年奥运会闭幕之后，杨阳完完全全松了一口气，但他的生活好像忽然失重，“我们筹备了7年，怎么这么快结束了，以前每天都非常充实，突然觉得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7年的时间一下子就随着奥运会闭幕就结束了，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了依托，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独一无二的经历
北京奥运会之后，杨阳回到体育总局，他的生活主题是各种大型运动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然后是海阳亚洲沙滩运动会、天津东亚运动会，之后是南京青奥会。“运动会贯穿了我整个奥运会之后的生活。”
2017年上半年，领导来找他谈话，希望他到2022年冬奥组委体育部担任副部长。领导的召唤，家人的支持，以及内心深处那份已经挥之不去的奥运情结，让他又回到了奥组委。这个时候的杨阳，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反奥运的年轻人，“1998年毕业到现在，过去了20年，1999-2008年是北京夏季奥运会，现在又是冬季奥运会，我的人生一半以上与奥运会为伍。也是命运的纵横交错，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让我的生活和奥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重新回来，国际奥委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聘用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员对冬奥组委所有部门、运行方案一起进行规划和调整，这也是双方磨合的过程。与2008年奥运会对比，也有很多变化。杨阳说，“事物发展总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之后又有新的问题，虽然我有夏季奥运会经验，但现在面对的却是冬奥会，也是不断在学习。”
杨阳说自己现在很理性，对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也许有人觉得是中庸，甚至是世俗化，但这是经历多了之后的必然。我一直提到登山的经历，使我能够看到人的生命是有多快地消逝，要倍加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奥运会、冬奥会走到这一天，要争取留下自己的脚印，哪怕是平淡的，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是独一无二的经历。”
记者：宋翃
